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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良（左）與二機部原副部長李覺在一起

歷史都是分段的。特殊的歷史時期，產生了兩個九局、兩個九所以及兩個九院。如果不把各個階段的九局、九所和九院捋清楚，對于了解我國核武器研制生產這段歷史，就會發(fā)生混亂。

第一個九局和九所

1955年1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創(chuàng)建原子能工業(yè)。1956年11月，全國人大通過決議，設立三機部，主管核工業(yè)建設和發(fā)展。1957年10月，中蘇簽訂協定，蘇聯答應幫助中國設計建設生產、裝配原子彈的工廠（342工程）和研究原子彈結構的設計院（221工程）。

1958年1月，三機部黨組決定設立第九局，主管核武器研制、生產和基本建設，李覺任局長，吳際霖、郭英會任副局長。同年2月，三機部改為二機部，九局也改為二機部九局。

九局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務，就是進行342工程和221工程的選址，同時尋找一個讓專家和技術干部工作以及接收蘇聯技術資料和模型的場所。1958年7月，221工程（也稱二二一基地）和342工程（1961年初撤銷）定點在青海省海晏縣的金銀灘草原（對外稱青海國營綜合機械廠）。同年，鄧小平批準了二機部提出的這個選址方案。接收資料和樣品的場所定在北京北郊的花園路。

鑒于二二一基地建設工程浩大，短期建成投產不太現實，1958年7月，二機部批準九局先在北京海淀區(qū)花園路開工建設一個過渡性機構（也就是北京第九研究所），待二二一基地建成后，再由北京搬遷到青海。

此時的九局和九所，實際上就是一套人馬兩個牌子，李覺既是九局的局長，也是九所的所長。1958年10月，北京第九研究所公章正式啟用，標志著中國核武器研制機構在首都的正式誕生。朱光亞、程開甲、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鄧稼先、周光召等科學家和一大批優(yōu)秀科技人才陸續(xù)調入九所從事核武器研制工作。

北京的九所，原本只是一個暫設機構，主要任務是調集培訓專業(yè)技術人員，準備接收蘇聯提供的原子彈教學模型和相關圖紙資料。但1959年6月蘇聯突然撕毀協定，不再援助中國，黨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之后，二機部積極執(zhí)行黨中央的部署，上上下下憋著一股勁，一定要早日造出“爭氣彈”。在加速二二一基地建設的同時，把開展科研工作的重點放在九所進行。

1959年到1962年，九所充實了必要的工作條件，建立了爆轟試驗場（17號工地），科研實驗取得重大進展，同時也調整和改進了科研機構的組織形式。

第一個九院和第二個九所

1963年，二二一基地具備了科研、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之后，九局決定九所的研究工作和人員有計劃、分階段地向二二一基地轉移。

1964年2月，九局機構全面調整，撤銷二機部九局、北京九所和青海二二一基地建制，同時成立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院機關、理論部和對外協作部門仍設在原北京九所舊址，二二一基地稱第九研究設計院221分院，三線新建的基地稱為九院312分院。

之前的九局和九所，由此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九院成立，我國的核武器研制和生產進入了新的階段。

1964年我到九院工作的時候，院里一共有三個公章。一個是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的章，是一個黃銅底座加紅色木柄的公章，是最常用到的；另有個國防科委九所的黃銅章，還有一個類似于橡膠質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章，后面這兩個用得比較少。

1968年，九院劃歸國防科委，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研究院。這期間，九院理論部改稱九院九所（第二個九所）。

1969年，在國家的部署下，九院機關部分在京人員、九所（理論部）的工作人員及他們的家屬等一起乘專列搬到四川基地。1970年前后，二二一基地的大批科研人員、工人及家屬也逐步向四川基地轉移。

由于四川基地不具備科研條件，九所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從1970年1月開始，陸續(xù)返回北京花園路工作，從此開始了長達近20年的出差生涯。直到1988年3月，明確九所是九院設在北京的一個研究所，九所人員才結束了出差生涯。

第二個九局和第二個九院

1973年，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研究院重回二機部建制。九院帶著“文革”時期遭受的滿身創(chuàng)傷又回到了二機部，并實行院廠分家，四川基地部分稱為二機部第九研究院，青海的二二一基地和九○三基地分別叫國營二二一廠和國營九〇三廠。

1973年12月，二機部決定成立九局，歸口管理第九研究院、二二一廠和九〇三廠。

1982年，二機部改為核工業(yè)部，二機部九局亦改為核工業(yè)部軍工局，二機部九院改為核工業(yè)部九院，二二一廠、九〇三廠名稱未變，歸屬核工業(yè)部軍工局管理。

198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批準撤銷核工業(yè)部二二一廠的請示報告，二二一廠進入撤廠時間，具體工作由核工業(yè)部負責。

1988年3月，核工業(yè)部改名中國核工業(yè)總公司，核工業(yè)部軍工局亦改為中國核工業(yè)總公司軍用局。這時二二一廠已撤銷，九〇三廠已并入九院，唯一剩下的九院亦改名為中國核工業(yè)總公司第九研究院。

1990年，九院脫離中國核工業(yè)總公司，成立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

1996年，經中央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復，在中國核工業(yè)總公司軍用局的基礎上，成立核工業(yè)二二一離退休人員管理局。

厘清兩個九局、九院與九所

兩個九局，全稱都叫二機部九局，名字一樣。但前九局成立于1958年，后九局成立于1974年；前九局局長李覺，后九局局長趙敬璞；前九局辦公地點在花園路，后九局辦公地點在三里河二機部大樓；前九局是管理局，北京和青海兩個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的人財物什么都管；后九局是職能局或稱業(yè)務局，沒有人財物權，只主管九院、二二一廠、九○三廠的科研試驗生產工作。

兩個九院，前九院是1964年成立的，叫二機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后九院是指院廠分家以后在四川基地的部分，全稱是二機部第九研究院，簡稱都叫九院。前九院包含了北京、青海、四川三部分；后九院是前九院的一部分，包含四川基地，北京的九所，并入的九○三廠等部分，不包含青海二二一基地（國營二二一廠）。

兩個九所，1958年的九局也叫九所。1974年院、廠分家后，在四川基地的九院分設了11個所，根據科研方向來區(qū)分，理論部搬四川以后，在九院的內部排序叫九所。1988年遷回北京后，也叫過北京第九研究所。但后九所跟1958年的九所又不是一個概念，后九所就是當年的理論部，前九所跟九局平行，它就是九局，九局就是九所。

1.李覺院長（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不久，李覺即被國務院任命為二機部副部長。）當時是九院一把手，他能團結班子里的行政干部和技術干部一道工作，很了不起。他對人親切和藹，關心他屬下的每一個人。1964年秋，北京和青?；氐碾娫拰＞€開通，我被秘書科調整到保密電話室。那時北京和青海基地的通話非常頻繁，有時白天沒安排完，晚飯后繼續(xù)通話。李覺院長有時走得晚，來保密電話室看看，有時也坐下和我聊聊天，問我一些問題。我那時剛從部隊下來，首長問話，馬上站起來了。李院長說：“你別緊張，坐下來，坐下來。”

1974年新的二機部九局成立，辦公地點在西城區(qū)三里河。我于1975年春到九局上班后，在機關大樓內能經常見到李覺老院長。他早已離開九院，在二機部任副部長。我們有時去他家里看望他，每次去了，他必給我們每人倒一杯酒。

宋學良（右）與李覺在一起

1994年，在花園路3號（現6號）院召開軍工史核武器卷編委會會議，有一天午餐后，李部長要到塔院去看望九院的一些老同志。他看望了龍文光、徐步寬、陳忠賢。從徐步寬家出來，徐步寬在門口送李院長，李覺部長一邊下樓一邊回頭跟徐說話，一腳踩空差點摔倒，我趕忙扶住他。他還看望了袁冠卿的遺孀柳鈞玲、李信的遺孀呂萍，還看望了吳際霖、彭非、鄧稼先、徐杰、徐慶寶等人的遺屬。樓上樓下整整跑了一下午，當年50歲的我累得腰酸腿疼。李部長比我大30歲，他的疲勞程度可想而知。

2009年2月4日，李覺95歲生日，我去看望他。說了一會兒話，我說我要回去了，當我走到門口回頭準備跟他說再見時，我看到他臉上的那種表情。那種眼神，我不知該怎樣形容。2010年2月，李覺逝世。也許他已經料到95歲生日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

2. 吳際霖副院長在九院主管科研的組織和管理工作，對核武器事業(yè)的發(fā)展是有貢獻的。他是四川人，保留了一口濃重的四川話，走路說話急急火火，他在青海基地工作時間居多。北京的家里就留下他夫人一個人料理。他夫人也是四川人，走路說話像吳副院長一樣急急火火。她不僅要照顧兩個女兒，還要照顧年邁的婆婆。

有一次，吳際霖從北京要回青海，我到他家?guī)退褨|西拎到樓下正準備上車，吳際霖一回頭，發(fā)現他的老母親挪著年邁的步子也下樓來了，吳際霖趕緊攙著老人家把她送回二樓家中。

3. 郭英會副院長性格開朗，為人直爽，每天跟我們一樣擠公交車從塔院到三里河去上班。有一次，在平安里換13路公交車時，他人沒擠上去，拿的包被車門夾住跑了好幾米，車停下來，車門打開他才把包拿下來。

4. 彭非副院長以前得過肺病，所以他走路一邊的肩膀總是斜的?！拔母铩敝兴魂P起來。有一次在花園路3號院內，彭非被帶到院子里放風。我看到他后停下腳步，他看到我后也站在那里，他看著我，我看著他，就這樣我們誰也沒說一句話。不久后，彭非就去世了，他去世時只有50多歲。

5. 王淦昌副院長為人隨和。“文革”開始后，原來為在理論部大樓二層辦公的四位技術副院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打掃衛(wèi)生的工勤人員都“造反”了，我就每天去幫忙打開水、打掃衛(wèi)生。王淦昌每次碰到我打掃他的辦公室，總是連聲說謝謝。1969年我結婚后，他見了我說：“你結婚了也不說一聲，我也沒送點禮?！蔽医o他拿了一支煙，他說我不吸煙。

6. 郭永懷副院長高高瘦瘦的，戴一副金絲邊眼鏡，很有學者風范。有一次司機邵春貴拉著郭永懷去西單，邵下車辦點事，回來后發(fā)現車不見了。原來是郭永懷發(fā)現停車的位置不好，就把車開到了合適的停車位置。邵春貴開玩笑地說你開吧，郭永懷說還是你開。

1968年12月，郭永懷從青海返回北京，乘夜航班機在首都機場降落時發(fā)生了起火爆炸，郭永懷和警衛(wèi)員都犧牲了。當時他唯一的女兒在內蒙建設兵團插隊。緊急把她召回北京時，小姑娘本來還挺高興，有說有笑的，當聽到她的爸爸去世的消息時，當場哇哇大哭起來。

7. 朱光亞副院長，我的記憶里，好像從來沒有看見他笑過，他看起來好像每天都是心事重重的。他每天騎自行車從塔院到花園路上班?！拔母铩逼陂g，有一段時間我負責給幾位副院長打掃衛(wèi)生。有一天我正在他的辦公室里拖地，忽然聽到一聲嘆氣聲，我回過頭一看，朱光亞不知什么時候進來了，站在辦公桌前，剛才是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文革”中，朱光亞只要有時間，總會參加我們秘書科組織的學習。在他出席“九大”會議回來后又一次到秘書科參加學習，我們的學習組長劉月娥說：“朱院長，你給我們說說‘九大’的情況唄?！彼荒槆烂C地說：“那怎么行呢！”劉月娥生氣了，說咱們學習吧。學習結束后，劉月娥對朱光亞說：“朱院長啊朱院長，你就說毛主席紅光滿面非常健康，林副主席也非常健康，隨便說幾句不就行了？”但對于朱光亞來說，這些逢場作戲的玩意兒他可能真的不會。

8. 馬祥副院長在九院主管器材工作，那時九院需用的器材種類比較多，馬祥經常親自出去跑。有一次馬祥急著出去聯系一項業(yè)務，正巧司機班的小車都出去了，馬祥急了，說給我派輛卡車也可以啊。我記得后來是把一輛捷克產的大轎車開出去了。

后來我參加九院在花園路召開的一個座談會，見到馬祥也來了。我們一起去九所科研樓參觀一個展覽時，經過鄧稼先院長的塑像，馬祥說，咱們給鄧院長鞠個躬吧。我們就向鄧院長的塑像鞠了三個躬。

策劃：楊金鳳

編輯：申文聰